回国的第十天，索菲亚打来电话。手机响了很久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屏幕上那个名字——“索菲亚”。以前接到她的电话，心里是紧的，怕她说塔又动了，怕她说疤又长了，怕她说孩子怎么了。现在不怕了，疤没了，塔有人守了，孩子是健康的。但手还是犹豫了一下，习惯的惯性，比那道疤还难消。
“林深。”
“嗯。”
“孩子最近总是哭。”
“哭？”
“不是饿的那种哭，不是尿了的那种哭，是做噩梦的那种哭。半夜突然哭起来，声音很大，很尖，像被什么东西吓到了。”
“多大的孩子会做噩梦？”
“不知道。但他就是做了。哭的时候眼睛闭着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抱起来哄也没用，哭够了自己就停了。”
“多久了？”
“一周了。每天晚上都这样。”
我没有说话。窗外的天灰蒙蒙的，云压得很低，要下雨了。广州的夏天总是这样，上午晴，下午雨，晚上闷，半夜雷暴。这座城市和雨林不一样，但它也有自己的脾氣。
“林深，你觉得是什么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是肠绞痛。也许是长牙。也许是别的东西。”
“‘别的东西’是什么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她知道我撒谎了。我知道她知道。但我不能说，不敢说。怕说出来就成真的了。怕说出来那道疤就会长回来。怕说出来孩子的手上就会出现什么不应该出现的东西。
“林深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下个月，也许明年。”
“你不想回来？”
“想。但不知道什么时候。”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电话那头有孩子的哭声，很轻，很远，像是从另一个房间传过来的。
“他醒了。我去喂奶。你早点回来。”
她挂了。我握着手机，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窗外的天。灰蒙蒙的，云压得很低。要下雨了，但还没下。
那天下午，我去了图书馆。不是去查那座塔的资料，是去查儿科的医学文献。婴儿夜啼、肠绞痛、睡眠障碍。看了很多，翻了很多，一本接一本。结论是——都有可能，也都有可能不是。医学解释不了所有的事情。有些事是医学的，有些事不是。那道疤不是医学的，那只眼睛不是医学的，这座塔不是医学的。孩子的噩梦，也许也不是医学的。
从图书馆出来，天黑了。路灯亮了，橘黄色的，照在地上，像水，像河，像马瑙斯那条河。我站在路边，等红灯。对面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，他们从我的世界经过，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不知道我在怕什么。
那几天，我每天晚上都梦到那座塔。不是白天的塔，是黑夜的塔。月光下，那些藤蔓像血管一样爬满石壁。洞口是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站在洞口，没有进去。沈鹤亭从洞里走了出来。他穿着那身发黑的盔甲，手里拿着木杖，杖头那只眼睛对着我。月光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照得很亮。
“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“来看你。”
“看什么？”
“看你还活着吗？”
“活着。在底下，在那只眼睛旁边。”
“孩子做噩梦了。”
“梦到什么？”
“梦到塔。梦到你。”
他没有说话。月光照在他的盔甲上，发着暗银色的光。
“林深，那不是梦。”
“那是什么？”
“是他看到我了。”
我睁开眼。天还没亮。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，分不清是早晨还是黑夜。我坐起来，拿起手机，给索菲亚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孩子今晚哭了吗？”过了几分钟，她回了一条：“哭了。比昨晚还凶。”我没有回。
那道疤已经没有了。但它还在心里，还在梦里，还在孩子的哭声里。它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一个地方。从我的手换到沈鹤亭的手，从沈鹤亭的手换到孩子的梦里。它不放过我，也不会放过孩子。
手机又震了。索菲亚发来一条语音。我点开，先是一阵沙沙的杂音，然后是孩子的哭声。很尖，很响，像被什么东西吓到了。不是饿的那种哭，不是尿了的那种哭，是做噩梦的那种哭。哭了一会儿，停了。索菲亚的声音传来：“他又停了。跟昨天一样。”
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躺下来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只眼睛，圆形的，浅黄色的，水渍的。它在看我，不是塔里那只眼睛。这只眼睛是温柔的，不会杀人的。但它也在看，在看孩子，在看沈鹤亭，在看那道疤。
那只眼睛看了我一整夜。天亮了，我起来了，它还在那里。不是塔里那只眼睛，它是马瑙斯的雨季留下的痕迹，是广州的潮湿留下的痕迹，是这间老房子呼吸的痕迹。但它像那只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