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hitfield再厉害，缄默权再好用，陈裕康坐在讯问室里面对ICAC调查主任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即使不回答他的反应、他的停顿、他的律师在哪个问题上要求暂停，这些都是信息。
ICAC不是第一次面对行使缄默权的嫌疑人了。他们问的问题不是为了得到回答，是为了试探对方的防线在哪里。
九点五十分，穆长准发了一条消息。
“传讯开始了。陈裕康九点三十分到达ICAC总部，Whitfield陪同，还有两名本地辅助律师。陈裕康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，打了领带。精神状态看起来不错。”
穿西装打领带。陈裕康想传递的信号很明确我没有慌，我是来走程序的。
“IMF的观察员到了吗。”
“到了。一个法务部的人，叫MarcelDubois，法国人。他被安排在讯问室的观察区，隔着单向玻璃。”
单向玻璃。陈裕康看不到Dubois，但Dubois能看到陈裕康的每一个反应。
李思远把手机放下，开始处理桌上堆着的三天没看的邮件。日内瓦回来之后，积压的日常工作比他预想的多试运行阶段的技术协调文件、框架签约方之间的通讯协议草案、张维发来的CyberShield系统对接测试计划。
这些事情必须推进。框架不能因为陈裕康的案子停下来。
十点半，朱庆明端着两杯咖啡进来了。
“思远，你的速溶。”
“谢了。”
朱庆明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喝了一口自己那杯。
“纪委那边有新消息。赵明远的第三次约谈昨天进行了。”
“有新内容？”
“有。赵明远补充交代了一个细节他在2023年七月参加了一个'私人晚宴'，地点在深圳华侨城的一家私人会所。晚宴的组织者是陈蔚霖。出席的人有四个，赵明远、陈蔚霖、一个自称'Victor'的新加坡人、和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。”
Victor。
“赵明远说的'Victor'就是Victor Tan？”
“他没说姓氏，但描述是'五十多岁，新加坡口音，说英文夹粤语，穿着很讲究'。”
年龄、国籍、语言习惯和Victor Tan的已知信息高度吻合。
“赵明远之前为什么没提这个晚宴？”
“他说第一次和第二次约谈的时候'没想起来'。纪委的人不信。更可能的情况是他觉得晚宴本身不涉及直接的金钱交易，想瞒过去。第三次约谈的时候纪委把施压力度加大了，他才松了口。”
“晚宴上谈了什么？”
“赵明远说主要是'闲聊'，没有谈具体的业务。但有一个细节他说那个'Victor'在饭桌上提过一句话，'日内瓦那边的磋商，你们中方的态度很关键，如果能灵活一些，对大家都好。'”
'灵活一些'。在一个四人私人晚宴上，一个来历不明的新加坡人对一个央行处级官员说'灵活一些'。
这不是闲聊，这是接触。
“那个不认识的女人呢？赵明远有描述吗？”
“有。三十出头，说普通话，赵明远说陈蔚霖介绍她是'一个做投资的朋友'，没说名字。整场晚宴这个女人话不多，但一直在听。”
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在一场涉及渗透央行官员的晚宴上静静地听。
“告诉纪委的人，这个女人的身份必须查清。”
“已经在查了。赵明远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外貌描述，纪委在调深圳华侨城那家会所的监控录像。”
李思远在备忘本的第十一页底部加了三行字。
“2023年7月。深圳晚宴。四人：赵明远、陈蔚霖、Victor（疑为Victor Tan）、不明女性。”
四条线在深圳交叉了。
中午十二点半，穆长准的消息来了。
“传讯中场休息。进行了三个小时。”
“情况？”
“基本符合预判。陈裕康对所有实质性问题行使了缄默权。Whitfield全程在旁，每次ICAC调查主任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方向，Whitfield先和陈裕康低声交流几句，然后陈裕康说'根据律师建议，我行使缄默权。'”
“ICAC问了多少个问题？”
“上半场三十七个。陈裕康回答了其中四个全部是身份确认类的问题：姓名、出生日期、身份证号码、职业。剩下三十三个，全部缄默。”
三十三个缄默。
“ICAC在哪些问题上花的时间最长？”
穆长准的回答停了几秒，应该在翻笔记。
“吴振邦拿到的信息有限，但他提到了两个问题方向。第一个关于Pacific Horizon Holdings在BVI的注册和控制权问题。ICAC调查主任拿出了两份文件，一份是Pacific Horizon的注册文件，一份是恒生银行的授权签名卡。调查主任问陈裕康是否认识Pacific Horizon的名义股东。Whitfield在这个问题上要求暂停了五分钟。”
五分钟的暂停。这个问题触到了什么。
“第二个方向？”
“第二个关于陈蔚霖。调查主任问陈裕康和陈蔚霖之间的关系是否仅限于家族亲属关系，是否涉及商业指令关系。Whitfield没有要求暂停，陈裕康直接缄默了。但吴振邦说这是传闻Dubois在观察区做了一个记录动作，在这个问题上记了比较长的笔记。”
IMF的观察员在陈蔚霖的问题上做了详细记录。Dubois回去之后会把这些观察写成报告给温德尔。温德尔会根据报告判断是否需要启动“介入”。
下午的传讯继续了两个半时。穆长准在傍晚五点半发来了当天的最终简报。
“传讯结束。全天共计五个半小时。ICAC提出了六十一个问题，陈裕康回答了四个，缄默了五十七个。ICAC调查主任在最后阶段做了一个陈述'本次传讯记录将作为案件证据的一部分。被传讯人的缄默不会被单独作为不利推断的依据，但结合其他证据，缄默的模式可以被法庭考量。'”
缄默的模式。ICAC不在乎陈裕康说不说话他们在乎的是他在哪些问题上缄默。五十七个缄默，排列在一起，就勾勒出了陈裕康最害怕被触及的区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