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了一月下旬，王建新的手术日程已经排到了两个月以后。看来这个年有可能得在手术室度过了。每天上午查房、会诊，下午手术，晚上还要带教学员。急诊、普外、骨科、神经外、心胸外，各个科室都来找他会诊，请他主刀疑难手术。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会诊单，红红绿绿的，摞了厚厚一沓。电话响个不停，都是来约手术的。护士长说“王主任，你得悠着点，别把自己累垮了”。王建新笑笑，说“没事”。
这天骨科来了一例，一名年轻战士因训练受伤，右膝前交叉韧带断裂，需要做韧带重建手术。这在当时属于高难度手术，全国能做的不超过十家医院。骨科主任老郑把病例递给王建新，脸上的表情很诚恳：“王主任，这个手术我们真做不了，你能不能帮帮忙？”
王建新接过病例，翻了两页，又去病房看了病人。神识探查发现，断裂的韧带残端尚好，可以用髌腱中三分之一段做自体移植。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准备手术。”
手术那天，骨科全员出动，手术室里站满了人。王建新站在手术台前，先用手术刀精确切取髌腱，动作快得让人眼花。然后将移植腱穿过胫骨和股骨的骨髓道，用腱面螺钉固定。每一步都精准到位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出血量极少。手术结束后，骨科主任老郑感慨道：“王主任，你这手术做得太漂亮了。我们以前遇到这种病人，只能保守治疗，打石膏，结果膝关节不稳定，走路都成问题。有的拄拐杖，有的跛行，有的干脆不能再当兵了。”
王建新脱下手术服，说了一句：“以后有这种病人都转给我。”老郑连连点头，握着王建新的手摇了又摇。
没几天心胸外科的也来找他了。一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，室间隔缺损，肺动脉高压，需要做室缺修补术。这在当时属于高难度心脏手术，全国能做的更是屈指可数。患儿五岁，瘦得皮包骨，嘴唇发紫，走几步就喘。父母抱着孩子，眼眶红红的，说“跑了好几家医院，都说做不了”。
王建新看了患儿检查资料，又神识探查了一番——室间隔缺损约一点五厘米，肺动脉压力已接近主动脉压力，再不手术，患儿可能活不过十岁。
“准备手术。”王建新说。
心胸外科主任老钱犹豫了，搓着手说：“王主任，室缺修补术我们科从来没独立做过，体外循环团队也是新组建的，怕出岔子……”
“我带着你们做。”王建新的语气不重，但很笃定。
手术当天，心胸外科全员出动，手术室里挤得满满当当。王建新主刀，体外循环建立后，心脏停跳。他熟练地切开右心室，找到室间隔缺损，用涤纶补片修补。他的手指在跳动的心脏上操作，稳得像绣花。每一步都精准到位，没有多余的动作。体外循环组的医生盯着监护仪，眼睛都不敢眨。麻醉师的手一直放在急救药箱上，但始终没用上。
术后患儿恢复良好，一周后就能下地慢慢走路。孩子站在病房走廊里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虽然走得不快，但脸上有笑容了，可以像个正常孩子一样了。父母站在旁边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心胸外科主任老钱在术后总结会上说了一句让全场哗然的话：“王主任，你来当我们科的主任吧。我退下来，给你当副手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，然后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王建新。
王建新摆摆手，笑着说：“我那里还忙不过来呢，有需要随时叫我。”说完便起身回了自己的办公室。老钱站在会议室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叹了口气，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“这才是真正的大医”。
王建新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翻开一本医学杂志。杂志上有一篇关于肾移植的文章，提到一九七二年中山医学院完成了国内首例亲属肾移植手术。他看完之后，在笔记本上记了几行字：“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是关键，目前国内尚无有效的抗排异药物，患者存活时间有限。”他在心里盘算，或许可以在这个方向做点研究。提笔在笔记本上又加了一句：“研究环孢素的替代方案，或从中医角度寻找免疫抑制方剂。”
窗外天已经黑了。他合上笔记本，站起来，把白大褂脱了，挂在衣架上。然后下楼来到院子里。
轿车停在门口，车灯亮着，发动机突突地响。小郑站在车旁，腰板挺得笔直，看见王建新出来，立正敬礼。
王建新笑着递过去一条烟，是部队特供的大前门：“小郑，辛苦你了。”
“主任客气了！”小郑接过烟，脸上笑开了花，熟练地帮他打开车门，手挡在门框上。
王建新坐进后座，靠在椅背上。小郑关上门，绕到驾驶座，发动车子。轿车缓缓驶出大院，穿过长安街，拐进胡同，不一会便来到小楼门口。
王建新和小郑推门进去，把门关上。母亲正在厨房里忙活，大嫂在旁边切菜，二嫂在烧火。客厅里没人，父亲可能在里屋看报纸。
王建新还没坐下，就听见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。他纳闷——今天看病的怎么来这么早？平时都是吃完饭才来，今天饭还没做呢。他走过去，拉开门闩，把门打开。
门口站着三个穿着工装的年轻人，灰蓝色的棉袄，袖口有点脏，脸冻得通红。他们看见王建新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，脸上带着局促又兴奋的笑。
“建新？真的是你！”为首的男孩上前一步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声音都在发抖，“我是钱卫东啊！”
王建新定睛一看——圆脸，浓眉大眼，嘴角有一颗痣。是钱卫东。他旁边那两个也认了出来，一个是同桌李建国，瘦高个，戴着眼镜；一个是隔壁院的发小张援朝，胖乎乎的，从小就爱笑。
“卫东！建国！援朝！”王建新又惊又喜，把人往屋里让，“你们多会回来的？快进来坐！外面冷！”
三人进了屋，站在客厅里，眼睛都不够用了。宽敞透亮的客厅，实木沙发，玻璃茶几，墙上挂着字画，地上铺着地板，还有门口那辆黑色上海轿车，他们仨眼睛都看直了，站在那儿不知道往哪儿坐。
“建新，你这也太牛了！”钱卫东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声音里全是羡慕，“我们仨上个月刚从内蒙调回来，家里托关系给安排了工作。我进了纺织厂当技术员，建国去了机床厂，援朝进了公交公司。一回来就打听你，没想到你都当上领导了，还配了车！”
李建国站在窗户边上，往外看，嘴里“嚯”了一声：“上海牌轿车，厅级干部才配的车吧？”他回过头，指着轿车的方向，“刚才老远看见，还以为是多大的官呢，原来是你小子！当年在学校当红卫兵，你可是最不显眼的那个，现在出息了！”
张援朝一直没说话，站在茶几旁边，手不知道往哪儿放。他摸了摸茶几上的玻璃板，又缩回去，咧嘴笑了：“建新，你还记得不？小时候咱俩一起偷隔壁院的枣，你爬树，我把风，结果被人家逮住了，你跑了，我挨了一顿揍。”
王建新哈哈大笑：“记得记得，你妈拿着笤帚追着你打，从胡同这头追到那头。”
三个人都笑了。笑着笑着，钱卫东的眼眶红了。
王建新给三人倒上热茶，搪瓷缸子，热气腾腾的。他端着缸子，笑着说：“都是组织培养，运气好而已，我当巡边员的时候发现越境者和他们发生了枪战，所以才立了功。你们能回来就好，当年咱们一起许下的‘回北京吃烤鸭’的愿望，今天总算实现了。今晚别走，咱们好好喝一杯！”
他转过头，朝厨房喊了一声：“妈，我今晚不在家吃了，跟几个同学出去聚聚！”
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，围裙上沾着面粉。她看见客厅里的三个年轻人，脸上立刻笑开了花：“哎呦，这不是建新的同学吗？快坐快坐，吃了饭再走呗！”
三人赶紧站起来，客气地跟母亲打招呼。钱卫东说“阿姨好”，李建国说“阿姨您别忙了”，张援朝说“我们就坐一会儿”。母亲说“别客气，就当自己家”，又回到厨房忙去了。
三人简单跟母亲说了一下下乡当知青的事，没说太多，但谁都听得出来，那几年不好过。王建新也没多问，站起来说：“走，吃饭去。”
三人跟着王建新出了门。小郑已经把车发动好了，车灯亮着，照着门口的台阶。王建新拉开副驾驶的门，坐进去。三人站在车旁边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先上车。
“愣着干嘛？上车啊。”王建新回过头。
钱卫东咽了口唾沫，拉开车门，钻了进去。李建国和张援朝跟在后面，三个人挤在后座上，规规矩矩地坐着，手放在膝盖上，腰板挺得直直的，像小学生上课。王建新在副驾回过头，笑着对他们说：“放松点，又坐不坏。”
钱卫东试着往后靠了靠，座椅软乎乎的，他不敢使劲。李建国推了推眼镜，小声说：“我这辈子头一回坐小轿车。”张援朝胖，挤在中间，胳膊贴着李建国和钱卫东，嘿嘿笑着说：“我也是。”
小郑挂上档，车子稳稳地开出了胡同。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，橘黄色的光从车窗照进来，在三个人脸上晃来晃去。
王建新坐在前面，看着后视镜里三个人的脸。他想起了很多事。想起了在学校里一起打闹的日子，想起了当红卫兵的日子，一转眼，四年多了。他们都回来了，都活着，都还能坐在一起去吃烤鸭。
他转过头，看着窗外。长安街上的路灯亮着，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在灯光下轮廓分明。车子拐进前门大街，全聚德的招牌在前方亮着，金黄色的字，在夜空中格外醒目。
“到了。”小郑说了一句，把车稳稳地停在门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