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场劳动持续了一上午。太阳从东边移到头顶，晒得脖子发烫。土豆田里的土被晒得干裂，锄头砸下去，扬起一片灰尘。
我蹲在地里，挖了不知道多少垄，腰酸，手疼，但没有停。不是不想停，是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没有记忆，没有身份，没有目标，只剩下“活着”这两个字。
活着就得吃饭，吃饭就得干活。
尤尼克斯在我旁边装筐，他的动作比我快，一筐满了，换另一筐，又一筐满了。他看了我一眼。“你慢点，别把自己累垮了。”
“没事。”
“没事？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还在这逞强。”他把一筐土豆搬到田埂上，擦了擦额头的汗。“你这种人，我以前见过。进来的时候嘴硬，过几天就软了。”
我没接话。嘴硬不硬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还能撑。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狱警来了。不是早上那个秃顶，是一个年轻的、脸上有雀斑的、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瘦高个。
他推着一辆铁皮手推车，车上放着几个铁桶和一个大筐。铁桶里是水，灰白色的，浑浊的，水面漂着几片枯叶。筐里是面包，黑乎乎的，比砖头还硬。
“开饭。”狱警把车停在田埂上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，叼在嘴里，没有点。“每人限一碗水，一块面包。不许抢。”
人群从田里涌上来，排成歪歪斜斜的队伍。
没有人说话，只有脚步声和铁勺碰铁桶的声音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打饭的胖子往我碗里舀了一勺水，又递给我一块面包。
水很浑，有一股铁锈味；面包很硬，拿在手里像一块石头。我端着碗，走到田埂边上，蹲下来，把面包掰成两半，泡在水里。
面包吸了水，软了一些，但嚼起来还是硌牙。
尤尼克斯蹲在我旁边，把面包掰成小块，一块一块塞进嘴里，没有泡水。
“你不泡水？”我问。
“泡了更难吃。”他嚼着面包，眉头皱了一下。“干嚼至少还有点味道。”
我低头看了看碗里泡软的面包，又看了看他那块干啃的，没有再问。
远处，光头带着他那两个人蹲在另一条田埂上，也在吃。他没有看我，我也没有看他。狱警靠在铁皮手推车旁边，烟还叼在嘴里，还是没有点。
下午，太阳偏西。
我们又干了几个小时。挖完了最后几垄土豆，又把装满的筐搬到田埂上码好。狱警来的时候，人群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沉重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声。
“收工。”狱警在前面带路，我们跟在后面，像一群被赶着走的羊。
回到牢房，洗了手，洗了脸。水是凉的，刺骨，但能把手上和脸上的泥冲掉。尤尼克斯递给我一块干布，我擦了脸，跟着人群走向食堂。
食堂还是那个食堂。铁皮屋顶，水泥地面，长条桌配长条凳。
百八个穿灰色囚服的人挤在一起，勺子碰铁盘的声音像下雨。我端着铁盘排在队伍后面，前面的人一个个走过去，轮到我的时候，桶里还剩一勺糊糊。
打饭的胖子看了一眼，往我盘里扣了一勺。
糊糊。还是那种看不出是什么食材的糊状物，冒着热气，散发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。我低头看了一眼，里面有一根黑乎乎的东西，像是菜叶，又像是虫子的腿。我没有仔细看，端着盘子找位置。
尤尼克斯在角落朝我招手。我走过去，坐下。他把自己的盘子往我这边推了推，里面也是糊糊，还有一块黑面包。
“吃吧。”他说。
食堂的另一头，有人拍了一下桌子。声音不大，但整个食堂都安静了。
一个光头站起来，他比上午那个高半个头，肩膀更宽，脖子上的纹身从衣领里爬出来，一直延伸到耳根。
他叫库尔特，我在排队的时候听人说过，他是这间监狱最老的犯人之一，坐了十五年牢，换了好几任监狱长，换了好几拨狱警，他一直在这里。
库尔特端起自己的盘子，朝我走过来。所有人都看着他，没有人说话。
尤尼克斯的筷子停了一下，想站起来，被库尔特一眼瞪了回去。他的眼神不是凶，是那种“你敢动一下试试”的压迫感。尤尼克斯低下头，没有动。
库尔特走到我面前，把盘子放在桌上，推到我面前。“欢迎我们的新朋友。这份糊糊是我送你的食物，慢慢享受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整个食堂都听得见。
我看着面前的碗。糊糊冒着热气，里面有几片黑乎乎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抬起头，看着库尔特。
他笑着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嘴角弯着，露出一排发黄的牙齿。他在笑，但眼睛没有笑。那种笑不是善意，是“我看你怎么办”的恶意。
但我不知道。我失忆了，不记得人心险恶，不记得笑里藏刀。我看到的，只是一个给我食物的人。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端起碗，拿起勺子，一口一口把糊糊吃完。味道很难吃，比上午的土豆泥还难吃，有一股说不清的馊味，像是什么东西放久了没吃完。但我吃完了，没有剩。
库尔特看着我吃完，嘴角弯得更高了。
他转过身，朝食堂的另一头走回去。
走了三步，停下来，转过身，大声喊：“狱警！有人抢我的食物！就是这个红国人，把我美味的糊糊吃了，还辱骂我！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，我被红国人欺负了，5555……”
他哭了起来。不是真哭，是假哭，声音很大，整个食堂都听见了。
他的手下也跟着起哄，拍桌子、跺脚、喊“太欺负人了”“红国人太嚣张”。
食堂里乱成一锅粥，有人笑，有人骂，有人低头吃饭假装什么都没看见。
两个狱警走过来，一个秃顶，一个年轻。秃顶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我面前两个空碗，一个是我自己的，一个是库尔特的。
“怎么回事？”秃顶问。
没有人回答。
尤尼克斯的嘴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库尔特瞪了他一眼，他又闭上了。
其他人也低着头，没有人敢说话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是他给我的，但还没开口，秃顶的警棍已经砸在我肩膀上。
铁棍敲在肩胛骨上，疼得我整个人往下缩。
第二下砸在后背，我趴在地上，脸贴着冰凉的水泥地。
第三下砸在腰上，我听见自己的骨头发出闷响，没有断，但疼得喘不上气。
我没有叫，没有求饶，只是趴着，等他们打够。
“关小黑屋。”秃顶说。
年轻狱警把我从地上拽起来，拖着往外走。
我回头看了一眼食堂，尤尼克斯坐在角落里，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库尔特站在食堂的另一头，嘴角弯着，眼睛眯着，像一只吃饱了的猫。
小黑屋在地下室，没有窗户，没有床，只有一扇铁门。
门关上的那一刻，黑暗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像一床湿透的棉被，压得人喘不上气。
我靠着墙，慢慢滑下去，坐在地上。水泥地很凉，凉意从屁股一直窜到后脑勺。
头又开始疼了，不是电钻钻孔的疼，是那种从里面往外翻涌的疼，像有什么东西要从脑子里钻出来。
我闭上眼睛。黑暗里没有光，没有声音，只有自己的心跳声，咚、咚、咚，像一个囚犯在敲牢房的墙。
我在想，我是谁？为什么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却知道怎么吃下那碗难吃的糊糊？为什么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却知道挨打的时候不能叫？为什么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却知道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？
没有人回答。
副监狱长办公室。
副监狱长汉克斯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是一份食堂事件报告。他看完最后一页，把报告扔在桌上，靠在椅背上。头顶的灯管嗡嗡响，像一只快死的苍蝇。
“又是库尔特。”他自言自语，揉了揉太阳穴。
门被敲了两下。一个穿制服的狱警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新的报告。“长官，小黑屋那个新来的，没有入狱记录，没有身份证明，没有指纹档案。系统里查不到这个人。”
汉克斯的眉头皱了一下。“查不到？”
“查不到。他像凭空出现的。昨天被送到监狱门口，昏迷不醒。身上没有任何证件，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。我们请示了上级，上级说先收押，等查明身份再说。”
汉克斯沉默了几秒。他拿起桌上的杯子，喝了一口水，又放下。水是凉的，有一股铁锈味。和囚犯喝的一样，只是杯子不同。
“食堂那个事，就这么算了？”
“库尔特那边已经安抚了。他说是误会，不追究。”
汉克斯哼了一声。“他当然不追究。他就是要搞事，嫌伙食不好。我能怎么办？这个监狱请了多少厨师，没有一个能把伙食做好的。我自己吃的饭，碗里也经常有虫子。我能怎么办？”
狱警没有说话。
汉克斯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窗外是监狱的院子，高墙上面拉着铁丝网，铁丝网上挂着警示牌。月光很亮，把整个院子照得像白天。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那片空荡荡的水泥地，看了很久。
“那个新来的，明天放出来。”他没有回头，“告诉他，别惹库尔特。”
“是。”
门关上。
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。
只有灯管的嗡嗡声，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声。